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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逝去的繁荣——南京颐和路公馆区的社会变迁  

2016-04-22 10:21:43|  分类: 家住南京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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颐和路,从地方志考察可知,其筹建始于1929年的南京《首都计划》,距今70余年历史。

    1927418日.蒋介石宣布中华民国复都南京。由于长年的战争破坏,作为新政府首都的南京,其城市建设问题迫在眉睫。19281月,国民政府成立首都建设委员会,下设国都设计技术专员办事处,由林逸民任处长,负责制定《首都计划》。国民政府还聘请美国著名设计师墨菲(Murphy Henry Killam)和古力治(Ernest P Goodrich)作为顾问。19291231日,《首都计划》正式公布,南京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和改造随之拉开序幕。依照计划,南京城进行了新的功能分区:(1)中山门外紫金山南麓为中央政治区;(2)傅厚岗一带为市级行政区;(3)长江两岸及下关港口为工业区;(4)主干道两侧和明故宫、新街口一带为商业区;(5)鼓楼、五台山一带为文教区;(6)山西路一带为新住宅。按国民政府的规划要求,南京市政当局打算在山西路一带建设四个新住宅区。第一新住宅区以颐和路为中心,其四周为江苏路、宁海路、北平路(今北京西路)、宁夏路、西康路,土地面积540亩,划分宅基地287份,每份约两亩左右,由承领者建造花园洋房,但规定建房人必须先将设计式样、外观色彩等报公务局审核,所建正房及附属房屋占地面积不得超过基地面积50%,并对楼层、脊高、空地、围墙等均做出具体规定。例如,《首都计划》第六条对于“建筑形式之选择”有如下说明:“其一所以发扬光大本国固有之文化也”;“其二颜色之配用最为悦目也”;“其三光线空气最为充足也”;“其四具有伸缩之作用利于分期建造也”。新区内道路皆以风景名胜命名,主干道颐和路两侧,分别有珞珈、灵隐、普陀、赤壁、天竺、莫干、牯岭、琅琊等宽阔的沥青道路,行道树整齐美观,给、排水系统完善.每户住宅平均占地400平方米,院落内有宽大的花园绿地,车库、警卫室、水、电、冷、暖各种设施齐全,建筑以花园别墅为主,造型风格各异,在当时即有“建筑博物馆”之称。第四新住宅区在今北京西路以南的苏州路、扬州路一带,土地面积530亩,计划建房二百九十五处,中途因日本侵华战争而中止,直到抗战胜利后才陆续完成部分建筑。第二、三新住宅规划因战争最终未能实施。其中,以第一新住宅区建设最为完整而富于特色,成为民国时期南京主要的上层住宅区,从而与那个时代许多最为显赫的名字连在一起:颐和路38号汪精卫公馆;颐和路8号阎锡山公馆;宁夏路2路于右任公馆;普陀路10号陈诚公馆;普陀路15号蒋纬国公馆;颐和路34号顾祝同公馆;珞珈路5号汤恩伯公馆;牯岭路10号胡琏公馆;宁海路15号,黄仁霖公馆;江苏路23号薛岳公馆;琅琊路13号杭立武公馆;颐和路18号邹鲁公馆;宁海路2号马鸿逵公馆;宁海路5号马歇尔公馆……此外,自1928年美国第一个与国民党政权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始,数年之内与国民党政权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国家有31个,建立公使级外交关系的国家有18个。各国外交官纷纷来到南京,馆舍的选址很自然地定位在颐和路这块党政权贵云集,环境欧化的住宅区。他们或自建馆舍,或租赁私人房屋作为馆舍,使得颐和路地段又成为南京有名的“使馆区”。依据南京市规划局提供的资料显示,聚集在颐和路附近的一些主要国家驻华使、领馆有:美国大使馆(西康路18);苏联大使馆(赤壁路15);法国公使馆(宁夏路4);罗马教廷公馆(天竺路25);巴西大使馆(宁海路4);澳大利亚大使馆(颐和路26);印度大使馆(原北平路,现北京西路42);菲律宾公使馆(颐和路15)等。

    由此,在民国时期颐和路一带花园别墅聚集之处尽管于地域上并未与其周边环境划分明确的界线,但在人们(无论是否居住在该区域)心目中,它逐渐被想像或者说定义为一个中央政治精英集结的共同体社区,也就是南京人通常所说的“公馆区”。

    半个多世纪过去,中华民国已成往事,昔日的首都南京失去其政治中心的地位,而颐和路公馆区也早更换主人。现在入住这里的,一方面是省市机关和军区高层,他们接管了绝大多数国民党军政要员的公馆别墅和各国大使馆;另一方面,一部分的花园洋房变成普通百姓的居所。无可否认,政权的更迭是公馆区变迁的首要原因,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南京公馆区的变迁不仅仅是简单的房屋易主,这易主的背后包含着更为深刻的意义内涵。

社区现状概述

观念中的“公馆区”由来已久,但行政意义上的“颐和路社区”直到2000年才设立起来。20004月,水佐岗和宁海路街道合并,统一为宁海路街道,下辖16个社区委员会,其中之一就是颐和路社区委员会。有必要说明的是,无论历史或现今的“公馆区”与新生的“颐和路社区”在空间上都绝非完全重合,很明显地,前者所包含的地理范围要大于后者。

现在的颐和路社区,根据社区居委会提供的资料,属庭院式低层建筑住宅区,共有203个院落,多为民国时期所建。街区的整体风貌,街巷空间尺度也基本保持着当年的格局。社区占地总面积0.42平方公里,现有居民总户数2400户,人口7100人。

居民情况

    1.社区主要居民的构成和居住情况

    研究者从网络上寻找到南京规划局提供的部分公馆区内原名人别墅和大使馆的使用情况:蒋纬国公馆,普陀路15151号,解放后曾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的办公地,刘伯承是第一任院长。直到“文革”后,变成了现在的私人寓所,一堵围墙将院子和主楼割成了两半,一边一户人家。15号的主人,80岁的于老自从南京军区后勤部退休后,一直住在这里。隔壁15-1号的程老是1971年搬进来的,已经整整住了33年。汤恩伯公馆,现为退休军人和干部家属住宅。阎锡山公馆,现为南京军区老干部活动室。西康路上的美国驻民国大使馆馆舍,现为江苏省省级机关招待所,也就是西康宾馆。颐和路上的原苏联驻民国大使馆现为离休干部住宅;法国驻民国公使馆,宁夏路4号馆舍,现为居民住宅;加拿大驻民国大使馆,现为住宅;巴西驻民国大使馆,现为私宅及离休干部住宅;墨西哥驻民国大使馆,天竺路15号,现为住宅;印度驻民国大使馆,现为住宅;菲律宾驻民国公使馆,现为南京军区管理使用;罗马教廷驻民国公使馆,现为住宅。

对照公馆区辉煌的历史,可以说,这一社区所经历的最大变迁就是社区居民构成和居住情况的变化。民国时期颐和路一带的住宅,主要由其居民白行购建或租用,当时聚居于此的大多数是国民党党政要员,如汪精卫、汤恩伯、阎锡山等,换句话说,其居民主要是国民党政权的中央政治精英。当然,也有部分的文化名流和商贾巨富居住于此,前者有于右任、胡小石等,后者的代表有冯云亭。此外,颐和路还云集了各国驻民国大使馆。在居住情况方面,正如公馆区住宅的建筑特征——独立小洋楼配以私家花园,并以砖体高墙和门楼与周围建筑严格区分——所昭示的每一个院落在原则上只居住一户人家。

现在的颐和路社区,住宅绝大多数为省市机关和军区所有。由他们出租给单位里的干部职工。其居民主要由四部分人构成:

(1)解放前参加革命的军队高层,也就是人们俗称的“老将军”、“老革命”和现任的部分级别相当高的省市领导和军区干部,其标志是可以享受入住独门独栋的待遇。这部分居民不超过总户数的10%;(2)普通的省市和军区离退休干部及其家属,其标志是居住在几户合住的小楼或附属楼,一般情况下,合住户数不超过4户;(3)普通国营工厂和企事业职工,大多数居住在大杂院式建筑(所谓大杂院,只是因为居住户数太多——通常是七八户到十余户不等,搭建多处违建,因此原来洋楼的面貌已经难以辨认)和解放后修建的普通高层里,也有部分是由工作单位安排在公馆小楼居住,但通常只是有一个房间,比如居住在里面的一位赵先生提到,原来与他们家合住的工商局老干部搬走后,留下的三个房间被分配给了工商局里新来的三个大学毕业生,一人一间,作为宿舍;(4)外来经商开店的流动人口,主要租住行政管理局的普通高层宿舍。

    2.居住意向和居民的心理归属感

民国时期的公馆区是著名的高级住宅区和使馆区。因此,当时的高官权贵都用尽种种手段不惜巨资在此购地购房,如汤恩伯公馆就是汤以其妻王竟白的名义,用国币2500万元从林宛文手中购得,其他人如顾祝同、陈诚,马鸿逵等也是分别以兄弟,子女之名在此争购一席之地。

现在颐和路社区的居民多半是由各自工作单位分配到这里居住,并缴纳具有福利性质的少量租金。从访谈中我们形成了这样的印象,公馆区的普通居民之所以选择留在这个社区主要基于以下考虑:(1)颐和路社区区位好,属于南京市的中心地段;(2)社区环境好,安静;(3)在学区划分中有优势,居住在这个社区,子女可以上最好的小学——琅琊路小学;(4)在颐和路社区居住,由于有政策优惠,租金低廉,而搬到别处的话,经济条件不允许;(5)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但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的感受,且这种归属和认同的情感更多的是基于对一个自己生长和熟识的地方的认同,而较少带有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

    3公馆区的身份象征意义

    根据访谈,我们发现居住在公馆区所具有的身份象征意义正在消解,或者说是萎缩,正如赵先生谈到的:“住在公馆区,尤其对于那些老干部,老红军,一人一栋的,当然是有身份的象征,但绝不是所有人都有这种体验。”民国时期的颐和路地段,整个被定义为上层住宅区,而现在“上层”的含义只集中于不到10%的“独门独栋”,对于剩下90%的普通居民,所谓的地位和优越蜕变为历史和回忆,“没有什么特殊性可言”。相反的,与居住在洋楼里的高干混杂在一个社区,普通百姓体会更多的是一种差异性和相对剥夺感,也就是他们所说的“尴尬”。

    通过以上粗浅的分析,研究者认为,南京颐和路公馆区正在走向衰落。尽管2000年设立的社区居民委员会在某种意义上加强了这个地区形式上的统一性;但是,正像帕森斯说过的:“居住在住处的意义不仅仅是物质有机体大部分时间处于区域位置的范畴,它还是社会结构的范畴。从公馆区内部的结构范畴来考察,区隔与分化一直贯穿于这个社区的生长、繁荣以及衰落的全过程。如前文所交代的公馆区形成于国民党取得全国政权之初生长于其治下的“繁荣”时期(19271937),那个时期的公馆区是权力与地位的至高无上的象征,政治精英运用各种资源来突显他们的社会地位,居住区位及方式无疑是一个强有力的惯用符号;因为中国历次改朝换代之后的新统治者都有大兴土木的传统;国民党统治集团当然也不例外,只是他们的这种过程更加具有“现代化”的气息——他们用现代的洋房别墅替代了传统的庄园府第,当然这样一种“现代化”气息也是其作为一个现代政党的技术表征。因此我们可以说公馆区是为了“区隔”而产生的,是作为一种强有力的政治权力符号而存在的,它存在的第一位的功能并不在于其居住与生活功能,而在于这个区位的权力与地位意义。这也是公馆区之所以成为“公馆区”的核心意义之所在。1949年的政权更迭不光是整个中国的历史转折点更是颐和路公馆区的转折点,公馆区原来的主人们丧失了政权,他们的离开是公馆区作为一种政治权力符号的终结,也是真正意义上的“公馆区”的终结。正是1949年的这场政权更迭的特殊性,决定了公馆区相比与历代政治权力象征区位的典型结局不同命运。一方面作为新的统治者,同样需要属于自己的政治权力符号,再加上传统的政治文化的根深蒂固,决定了新生的共产党政权要接收公馆区,以继续维持其权力与地位意义;另一方面,作为全体中国劳苦大众的利益代表者,决定了共产党政权又必须彻底消解公馆区本来的政治权力符号意义,而赋予其一种全新的意义——一种人民当家作主的象征意义。这样一种历史的考量是造成1949年以来公馆区居住现状的主要原因,当然也正如帕累托在《精英的兴衰》中所说的“目前,这个精英还有很大的灵活性,还对一切人开放。但是胜利以后,它会和其他精英一样,变得愈益僵化,愈益排他”。胜利后的共产党精英在这方面也不例外:一方面新政权的当权者{省市高级干部,军队将领)入住公馆区,而且是以和民国时期一样的独门独户的居住形式入住。在他们那里,公馆区仍然是一种政治权力符号,是一种地位和身份的象征,公馆区原来所具有的权力与地位意义得到了维续;另一方面新政权的普通百姓(普通干部、职工)也入住公馆区,他们则是以一种分配式和大杂院式的“平均主义”居住形式入住。在他们那里,公馆区更多地表现为一个接近市中心、有比较好的交通和生活等其他条件(比如靠近琅琊路小学)的居住小区,而根本看不到所谓的身份与地位的象征,公馆区作为一种政治权力符号的意义被彻底消解了。这种居住状况下的公馆区向我们呈现的是一种区隔与分化并存的图景,公馆区内的独门独户的“将军楼”中的高干们不光以此来区隔着公馆区外面的人群,也同样区隔着公馆区里面的“大杂院”式的住户们;这样一种双重区隔也反映了公馆区自身的分化,而10%的“将军楼”与90%的”大杂院”之间的巨大悬殊也昭示着,公馆区的衰落正是这种分化的必然结果。

结语

本文通过对颐和路公馆区的历史和现状的粗略比较,归纳出其在以下三个方面所发生的变迁状况:(1)居民构成已从政治、经济、文化精英为主逐渐变化为普通百姓为主;(2)居住情况从独栋、独院为主变化为几户一栋或大杂院的形式为主,居住意向从主动到此处购房建房到后来的单位分房:(3)居民们留居此地也不再是身份象征的体现,而是为了城市中心的区位和环境。从以上几个方面我们可以发现,颐和路公馆区正在日益走向衰落,其往昔的地位与权力意义已逐渐消失殆尽,今天的它更多的是在一个普通的居住社区功能意义上存在,或作为一种历史的象征在向人们述说着其逝去的辉煌与繁荣。

岳坤/美国康奈尔大学人类学系

姚俊/江苏省社科院社会学所

张鸿雁,杨雪主编,中国房地产评论  第6,东南大学出版社,20069,137-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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